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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都工商注册公司法修改的理念、趋势及路径选择

花都工商注册公司法修改的理念、趋势及路径选择

    有关推进花都工商注册公司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的部署。花都工商注册会议明确了改革的主要内容:一是放宽花都工商注册注册资本登记条件。二是将花都工商注册企业年检制度改为年度报告制度。三是放宽花都工商注册市场主体住所(经营场所)登记条件。四是推进花都工商注册企业诚信制度建设。五是花都工商注册注册资本实缴登记制改为认缴登记制,降低企业开办公司成本。其中,第一项及第五项内容均系对既有注册资本登记制度的重大变革。

花都工商注册

    为什么要推行花都工商注册公司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背景有二:一是原来法律规定的花都工商注册注册资本起点较高,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创业门槛;二是花都工商注册广泛存在的专门办理公司注册登记手续的,此类中介业务不仅架空了工商验资的作用,也增加了公司设立时的实际成本,未能实现以注册资本保护债权人的作用。事实上,在经营活动中,由于公司资产始终在变化,公司注册资本并不能代表公司的实际偿债能力,对公司的债权人而言,更有实际意义的是公司的现时资产,而不是在工商登记备案的注册资本。以此为背景,国务院推出的公司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主要有两方面目的:一是转变政府职能,减少行政审批,放宽行政管制;二是降低创业成本,激发社会投资活力。

    1993年制定《公司法》时,市场主体以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企业为主,社会各界对公司这一市场主体的资信问题认识不足。立法设立最低资本限额,行政机关设立验资程序,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政府通过前置的管理对市场主体进行必要筛选,体现通过行政管制实现对公司信用的审查和对债权人的保护。20多年后的今天,社会各界对公司的法律性质和资信有了更为清晰的认识。在此前提下,放松对公司准入的管制、对公司出资的形式审查,有利于激发市场创业动力,降低创业成本。

    股东出资义务——实缴与认缴、应缴与不缴

    新修订的《公司法》将公司营业执照应当载明公司的实收资本一项删除;第二十三条有限责任公司设立条件中的第二项“股权出资达到法定最低资本限额”,修改为“有符合公司章程规定的全体股东认缴的出资额”。上述修改显示,行政机关不再设定实缴资本的检验程序,立法取消对设立普通公司的最低资本限额。但该项修改并不意味着可以不出资设立公司。本人认为,有必要厘清几个概念:资本、注册资本、实缴资本与认缴资本。

    《公司法》上的资本是指股东对公司的出资,是公司设立的财产基础。出资是股东获取股东资格的前提,也是行使股权的依据。因出资时间要求不同,公司资本制度有法定资本制、授权资本制等。不出资,不能成为股东;无出资,公司没有独立财产。当然,在认缴资本制的语境下,这里的出资,是指认缴出资额,而不限于实缴出资额。修订后的《公司法》第二十三条第二项规定,设立有限责任公司,应当有符合公司章程规定的全体股东认缴的出资额,即为此意。

    原《公司法》本来就已经允许公司的注册资本认而不缴,即全体股东认缴的出资额可以不必一次实际缴纳到位,只是对此施加了首次缴纳比例20%、两年或五年的缴纳期限等若干限制。旧有规定基本符合国情,此次修改将相关法定限制完全取消,实行了注册资本的“零首付”,从有限制的、不完全的认缴资本制转变为无限制的、完全的认缴资本制。

    因此,所谓“注册资本由实缴登记制改为认缴登记制”这个提法本身就不太准确。虽然从法律上说,无论资本的认缴还是实缴,都不会改变股东出资义务的存在,但是在当前社会诚信缺失的现状下,要让骗子不随心所欲地设定注册资本很困难,有理由担心在取消三个资本犯罪的罪名之后,市场上会出现骗子横行的局面。

    此次修订中,《公司法》第7条“公司营业执照应当载明的事项”里,删除了“实收资本”一项,这意味着不可能像原来那样一目了然地根据公司营业执照来判断出公司的实收资本。这使得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了,有法律意识和能力的公司可以通过查询或调查了解交易相对方的实收资本,但有的公司很可能就会产生误觉,陷入危局。

    取消验资程序后,确实减少了开办公司的验资费用。不验资可以,但是取消实收资本登记就会出现问题。股东或发起人以直接向工商部门提交银行出具的缴付出资凭证办理实收资本登记,也照样可以节省验资费。

    《公司法》修改前,北京市海淀区工商局就有这样的试点,这种做法基本上可以保证股东向工商部门提交的缴付出资凭证的真实性。目前,《企业信息公示条例(征求意见稿)》规定以后股东缴付出资的情况由企业自己通过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来公示,并且企业可以自己修改公示的内容,那么真实性如何保证,债权人如何判断?

    《公司法》第32条修改后,删除了“出资额”的登记,工商部门不再登记出资额和实收资本,使得实践中已经出现了法院查封冻结公司股权无法在工商部门落实的情形。

    虽然依据《企业破产法》第35条,当公司进入破产程序,不论它的股东的出资期限是否已到期,凡承诺缴纳出资的股东,只要其尚未完全向债务人企业全额缴纳出资的,均应当即时缴纳。但是没有进入破产程序的公司,“股东出资期限未到”,债务到期的债权人的利益将如何保护?类似案件将会大量涌现。

    我国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到现在大力强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每一步走来,都伴有行政命令和计划的推动与安排,并非是完全依赖于市场内生性的要求与无形之手的自主调解,故而即便是以满足市场经济发展需要为念的公司法也无法剔除人为设计的色彩。在立法设计的理念层面,我国仍将公司视为社会组成的单位之一,通过公司的市场形势完成国家经济发展的公关宏观目的。因此,我国的公司法设计的理念还是以管制为导向的。

  然而,不以市场经济发展为设计的着眼点和出发点就无法从根本上实现公司的自由、有序、活力及国际竞争力,从而无法长远地承载起国家经济发展之时代重任,因此,我国公司法未来的发展必须由管制向自由迈进。

  “生而盈利”是公司区别于公益性质的财团法人的最大特点。正如美国学者米诺所言:“公司是这样一种机制,它允许不同的群体贡献资本、专业技术、劳力等,实现他们整体的收益最大化。”[1]因此,对于具有完全自主决策权的公司而言,“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经纪人”理论亦完全适用。因此,自由公司法的制度设计即围绕市场经济的运行要求,最大限度地发挥公司的自我决策能力,促使公司从盈利的角度出发,积极主动而有序地经营,从而促进市场整体利益的实现与社会劳动效率的提升。

  市场经济的经济自由性和竞争充分性要求公司必须具有营业自由的经营权限,通过无数个公司的营业自由而组成了市场经济经营自由的整体特征。而一部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公司法也势必构建公司营业自由为核心内容的各项规则体系,在理念设计上要注意诸如营业方式、内容、场所与时间的自由,开业、歇业与停业自由,资本充盈与人员流动的自由,交易对象的选择自由与内部管理方式的自由等;在制度规制上要尽最大限度地减少行政或司法等外因对公司行为的干扰,注意公司设立准入机制的科学性,公司资本在国内外流动的自由性,公司组织形式转变的灵活性等等。

    我想跟大家交流的是公司资本制度改革后规范法院执行的一些思路。最近几年,我们在执行工作方面提出了一些思路,如加强执行工作的规范性、加强信息化建设,主要从两个方面不遗余力地推动。一方面,加强执行联动机制建设,以近几年来建立的执行案件信息管理系统为基础,逐渐建立执行指挥中心系统,实现上下级法院四级联网,横向上与掌握财产和被执行人位置信息的机关和部门联网,实行网络化执行查控。另一方面,建立失信被执行名单制度,于去年7月公布了失信被执行名单司法解释,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今年1月,在中央文明办的支持下,我们联合工商总局等部门共同出台了惩戒失信的联合备忘录。

  公司资本制度改革后,对执行工作有哪些影响?从去年开始,我们与工商总局等有关部门协商、探讨这个问题。我个人认为,股东作为被执行人时,可考虑适用追加变更被执行人制度。公司资本制度的改革没有改变股东的出资义务。以前,法院主要通过诉讼法适用意见、执行规定、案例和司法解释确定抽逃注册资本、注册资金不足,在这种情况下,法院执行程序有可能直接追加被执行人。所谓的法人人格否认观念,有的法院在执行中使用过,现在对此仍有争议。去年9月,我们召开执行工作座谈会,总结法院执行工作中对于法人人格否认的适用原则,基本上采取接受的态度,如果遇到特殊的、明显的、恶意的逃避执行、规避执行情形,可以个案报告的方式处理。

  对具体执行工作而言,最大的问题是股权投资权益执行问题。这是当前人民法院面临的4个重大问题之一。对于这些问题到底该怎么办?我们一直在思考。我们与工商总局企业注册局从前年年底开始调研,去年拟过一个初稿,《公司法》修订后,我们又在重新思考,双方进行多次研讨,形成了一个大概的思路。资本制度改革之前,工商登记对股权注册登记、变更登记基本采用核准主义,有些监管手段。现在,根据改革要求,尤其是工商总局的公司登记事项衔接通知,公司实收资本,股东认缴、实缴的出资额,出资方式,出资期限等不再作为登记事项,工商机关只是根据抽查和社会举报进行监管。与此同时,公司登记机关通过公示平台对有关信息进行公示,明确规定公司等企业主体的公示义务,用这个方式加强监管。

  目前,工商总局正在对企业信息公示条例征求意见,工商机关和企业都将通过企业信息公示系统对有关信息进行公示,这具有积极的影响。公示系统是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把股权冻结信息、转让信息通过法院和工商机关的协助进行公示,再根据法律规定,在冻结时禁止转让和质押。在强制转让时,可要求有义务的主体申请变更登记,不变更登记的,可利用系统禁止该主体的其他变更登记行为。我感觉这个制度很适合法院执行的实际情况。

花都工商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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