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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都注册公司注册资本登记制度的修改与股东出资责任解读

花都注册公司注册资本登记制度的修改与股东出资责任解读

    花都注册公司归纳起来,此次修订花都注册公司主要涉及如下方面:其一,取消了花都注册公司注册资本最低额的限制;其二,取消了花都注册公司有限责任公司货币出资不得低于注册资本30%的限制;其三,花都注册公司注册资本由实缴登记制改为认缴登记制,取消了公司设立时股东(发起人)的首次出资比例和最长缴足出资期限的限制;其四,公司实收资本不再作为工商登记事项;其五,取消了验资程序。

    在花都注册公司《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方案》中,还有更多花都注册公司的改革措施,比如花都注册公司由“先证后照”改为“先照后证”(即先到工商部门申办营业执照后,再到相关审批部门申办行政许可证)、将企业年度检验制度改为企业年度报告公示制度、简化住所登记手续、构建市场主体信用信息公示体系、推行电子营业执照和全程电子化登记管理等。

    总体来说,此次花都注册公司资本制度改革中的有些措施,比如实行“先照后证”,将企业年度检验制度改为企业年度报告公示制,构建市场主体信用信息公示体系等是积极的,值得肯定。

    另一方面,花都注册公司《公司法》取消注册资本最低额的限制必要性不足,“实缴登记制”改为“认缴登记制”也增加了交易风险和交易成本,对债权人的保护没有给予必要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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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解释将虚报注册资本罪和虚假出资罪、抽逃出资罪等罪名非罪化,将会使逃债现象更加严重,“执行难”问题会越来越严重。

    在认缴期限未至的前提下,要求股东承担认缴出资补足的责任,是否会造成对认缴股东的不公和过重负担?其实不会。理由是:第一,认缴出资反映了股东的责任限额,一般情形下,必然成为确定股权份额的基础,即股东系按照认缴股份行使股权,由其承担提前补足出资的责任,体现了权利与义务相一致的原则。第二,公司财产是公司经营活动的基础。股东对公司出资的宽限优惠,系在股东之间及股东与公司之间的出资优惠,而非公司债权人给予股东的宽限。第三,此责任并未导致其承担的破产责任提前。因为,如果公司现有财产不足以清偿债务,启动破产程序通常是债权人的自然选择。此时,股东责任与破产责任无异,并未实际加重股东负担。在法律适用上,在立法未就此项责任作出明确规定的前提下,如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公司债务,股东亦不承担出资补足的责任,似可适用《公司法》第二十条有关股东权利和公司法人独立地位不得滥用之规定,要求股东承担责任。

    从域外实践来看,美国的公司资本制度也经过了类似的历程。上世纪中后期,美国的大部分州都对最低资本作出了规定,通常以1000美元为最低限额,但现在各州基本上都取消了对最低资本的限制。

    在公司债权人的保护上,可以资本不足为由,适用揭开公司面纱制度。虽然公司的资本不用充足到能够确保偿付所有可以想象的债务,但公司应当具有与其经营的性质和风险相适应的合理数额的资本。就检验资本充足度而言,一种是检验公司设立时的资本充足度,但可能出现的问题是,公司设立时是充足的,但后来遭受了不可避免的经济损失而资本不足。此时,不应当被视为资本不足。而法院通常只是评估交易时的资本充足度。其中暗含的假设是,公司始终有保持与其经营性质相适应的资本义务,否则可能会导致个人责任。

    中国若要确立自由公司法模式,既要真正的坚持以利益为导向,强调公司自身的营业自由与盈利效益,又要兼顾公平、共赢、社会责任等论理性要求,将公司“经济人”与“道德人”的角色有机统一,使得公司自由盈利与社会财富增长正相关发展。

  一是多个部门法协同完善。在越来越多公司谋求上市壮大发展的背景下,如何规范公司股票与债券发行已不单是证券法能够完全调整了,因此应将证券法与公司法的修改同步,以保证各项制度是有机融合。同时,市场发展,优胜劣汰,对于公司无法正常经营而寻求破产保护或被申请破产的,也应将破产法的完善与公司法同步进行,以实现操作层面的无缝衔接。

  二是司法理念要及时跟进。立法理念的更新需要在司法层面予以体现。在商事审判中,法官不能商人的身份代替公司作出经营判断,更不能干涉公司的营业自由,破坏交易自治与合同当事人选择自由。因此商事审批中,法官应更多地尊重商事习惯或惯例,主要以程序性的判断为主,以程序性的保障代替对公司实体性的干预[5],以避免落入用司法判断代替商业判断的深涧。

    科学能不能指导决策?美国科学家经过实证研究证明,很多情况下科学指导不了决策,决策的形成主要通过两个途径:路径依赖、利益博弈。这次改革反映出对法治的迫切需要,要求法制先进一步,至少与改革同步进行。在很多情况下,科学不能够指导决策,我们更应该集思广益,加强论证,避免不必要的失误。

  现代科学的诞生是个偶然。形式逻辑和实证精神偶然相汇在一起诞生了现代科学,这在欧美国家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实际上,我国在这两方面都很欠缺。形式逻辑研究非常重要,但一些问题没有实证研究很难得出因果关系,包括公司资本制度改革中的一些问题。建议在加强形式逻辑演绎和解释的同时,加强对我国资本制度改革及公司法司法适用的实证研究,最好同步。

  这次公司资本制度改革充分强化公司自治和股东自治,概括起来需要解决3个问题:信息、信誉和责任。公司资本制度改革应在这3个问题上作出很好的处理和平衡,以免出现失误。

  从传统的角度看,公司出资越多民事责任能力越强。这次对普通公司取消出资最低限制,大家觉得有点担心,特别是对一元公司。出资这么少,民事责任怎么承担?但在实践中,出资多也不能证明有相应的民事能力,出资会随着公司经营而不断减少。我相信,无论是一元公司,还是几百元钱的公司,在市场上都是没有合同信用的。为了取得合同机会,绝大多数投资者会使自己的公司注册资本保持恰当的比例。我同意高晋康老师的看法,要有实证。公司资本并不能证明其商业信誉,只有公司本身累计的行为和担保才能证明交易安全。

  我认为,公司资本制度改革后,《公司法》第三十五条可能有3种变化:全部废除、条文不变思路也不变、限制在实缴范围内。我觉得这3种处理方式都不好,建议保留条文但变革运用思维。公司资本制度改革后,股东出资义务不会发生变化,规范已经从保护公益性转为保护私益性,保护的主体是多元的。同时,即使具有债权人保护效果,也是间接的,不是直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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